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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新会员注册即送58元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、副研究员)
李克强总理的2016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提出:培育壮大新动能,加快发展新经济。这是“新经济”首次在我国提出,引发关注。
经济的发展总是不断变化的,无绝对的定式可循。因此,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阶段,经济中会出现一些新的现象或者新的特征,这是常态。历史地看,“新经济”并不是一个现在才有的概念或范畴,也没有一致的或公认的解释。“十月革命”胜利后的苏维埃俄国,实行“战时共产主义”政策,引发社会尤其是农民的强烈不满,因而在1921年左右开始从“战时共产主义”向社会主义过渡,实行“新经济政策”;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危机,导致美国实施“新政”,罗斯福曾说“在这个不幸的时代,我们要制订出一些计划来”。“新经济政策”、罗斯福“新政”都是历史上著名的“新经济”,但内涵相差甚远。
“二战”以后,学界专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现象、新本质的探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,人们总是试图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或寻找新路。仅举一例,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卢普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对知识和知识产业的研究,其1962年出版的《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》 (《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》)一书据称是最早提出了“知识产业”的概念与分类。根据他的研究,1958年,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29%来自知识产业;1959年,美国的全部劳动力中,从事知识产业的占31.6%。由此可见“知识产业”的重要性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变化。
最近一次在全球范围内关注和讨论“新经济”,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。当时经济繁荣,新科技、新产业浪潮式发展,1994年,美国《商业周刊》提出,美国经济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,并倡导“新经济”的概念。本人认为,事情其实可以追溯到更远以前。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格局来看,上世纪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才是一个最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转折点。70年代连续的经济危机,意味着战后“黄金时代”的真正结束,导致不管是从经济理论上还是经济政策上,都出现方向性的变化,用经济学家的话说,这是“具有浪漫主义色彩”的转变。本人也曾经撰文描绘过如此重要的转变,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。从经济发展史来说,只有危机才能真正改变世界。数十年过去了,回过头看,这种转变是成功的。美国经济上世纪50、60年代分别为期76个月和106个月的持续经济增长,到了90年代被打破,因此《商业周刊》提出美国经济进入新时期也就不足为怪了。有意思的是,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与世界经济新时代的来临,在时间上是完全吻合的,这也许是历史给了中国最后一次大发展并实现赶超的机会,所以,我国曾经提出的“抓住机遇”的说法,确实体现了对世界发展大局的准确把握,具有战略意义。这是后话,在此不多述。
那么,中国的未来的“新经济”应该如何理解呢?本人认为,从根本上说是两个方面:一方面,“新经济”重在“新”,重在全面的“新”。近年来,对于中国经济的“新”,提法非常多,如新常态、新结构、新引擎、新动能、新模式、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产品、大众创新等等,“新”得有点眼花缭乱。它们是从不同角度和不同领域提出的,各有其理,并不矛盾。“新经济”应该是一个综合的范畴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不懈的实践,将各种各样的“新”均包含其中,全面提升中国经济的内在品质,以“新”带动发展的可持续性;另一方面,要从以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为代表的“新经济”中,吸收经验和教训,走出中国真正的“新经济”道路。
具体来说,就中国的“新经济”而言,最关键的是以下几个方面:
第一, 政府明确而坚定的“经济信仰”,以此为基础推进经济改革的持续深化。无数的、五花八门的、各流各派的经济理论,无论如何复杂、深奥,体现在实践或政府政策层面,最核心的无非就是两个方面:自由(市。┗蛘府干预。当然,“自由”、“干预”是相对而言的,不是绝对的。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之一“看不见的手”就是明显的例证。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,可以例举出无数的经济事实以证明无数的经济变化,但是这都不是本质。本人认为,本质上就是一个变化:相对而言,中国经济在朝着“自由”的方向变化。所谓明确而坚定的“经济信仰”,就是要在自由和政府干预两个方面作出基本的选择,而不能摇摆不定。不是说要把“自由”与“政府干预”绝对化,或者要把二者完全割裂开来,而是要作出持续的方向性的选择。也就是说,就经济问题的解决而言,到底主要是靠市场解决还是主要靠政府的干预解决。30多年以来,这个问题上的反复还是有很多的。以房地产(商品房)领域为例,近20年以来,基本上是一条“鼓励买房—限制买房(限购)—放松或放开限购去库存”的轨迹,“放松或放开限购去库存”其实也是鼓励,这不应该是一个市场化的产业发展所应该具有的完全正常的轨迹。
第二,持续的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“新经济”不可或缺的内涵。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提出,2016年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为6.5%--7%。这有很多维度的解读,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,明确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底线。也就是说,维持6.5%的增长速度依然是2016年政府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,掉到底线之下恐怕是难以接受的。从世界范围看,6.5%确实不低。90年代的美国“新经济”,除个别年份外,年增长率在3%—4%,1994年和1999年达到4.2%。在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,通货膨胀率却处于低水平,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明显好转(1992年,美国财政赤字超过2900亿美元,创历史记录,到1997年出现了财政盈余)。
第三,“新经济”需要“新结构”的支撑。去产能、去库存以及发展新产业等,都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。一方面是原有产业的调整与升级,结构调整不是一味排斥传统产业;另一方面是新型、前沿产业的大发展,二者并行推动产业结构的脱变。无论产业结构如何变化,支柱产业的确立与发展至关重要,通过支柱产业带动产业集群的发展,促进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。
第四,增加“新引擎”,驱动“新经济”。有很多因素在驱动经济的前行,如传统的“三驾马车”。但是,经济发展也需要新动力。从历史看,每一轮经济的大发展,都伴随着科技的巨大进步,科技进步是最重要的“新引擎”。90年代的美国新经济,也是一股巨大的科技与产业创新浪潮,发明和专利的数量呈现出“指数式的增长”,尤其是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。科技进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明显加快。同时,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,扭转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呈现下滑的趋势。原有的驱动要素,还必须保持,并且通过改革或完善,来提升驱动力。例如传统的“三架马车”中的消费,虽然政府和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,中国和发达国家差异不大。但是,数据表明,改革开放以来,居民消费在我国GDP中所占比重,不是提高了,而是明显下降了,从近50%降到35%左右。也就是说,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,但居民消费作为经济的驱动因素之一,还大有潜力可挖。最近网络上有观点,“只有提高工资才能救中国经济”,虽有吸引眼球之嫌,但也不是完全无理。
第五,“新经济”需要强大的人力资源(资本)基础。教育、科研人员的状况、劳动者的素质、新增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等都是衡量人力资源状况的方法。人口政策的转变、教育投入加大以及教育体制的改革、企业全员培训制度的实施、鼓励终身学习等途径,在建立我国强大的人力资源(资本)基础方面皆大有可为。
不可否认,“新经济”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或隐忧。从90年代的美国“新经济”来看,收入差距拉大,社会分化加剧,公司和个人大举借债,股市过热,货币供应量大增等,都是明显存在的问题,这些正是中国“新经济”发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教训。
总而言之,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,中国经济与社会就是走在一条“新”路上,发展的成就也归功于此。深化改革开放,继续前行,我们有理由相信,“新经济”将助力“中国梦”的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