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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乐旻
(北京大学经济新会员注册即送58元经济系)
一 持续增长的先例:大势所趋
对国计民生,我最关注环境保护,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,尤以经济增长为重。持续的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安定,也为环保提供技术条件和财政支持。更重要的是,持续增长还是排除金融风险的保障。包括房产在内的金融资产,其价格取决于市场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,如果人们对中国的持续增长失去了信心,资产价格就会跌落,带来的金融冲击很可能使消极预期变为现实。新兴市场的这种风险比在成熟经济更为严峻。美国经济在上百年间保持着稳定的增长率,经济的短期波动不会动摇人们对长期增长的信心。但中国不然:假如未来五年中国人均GDP的平均年增长率跌至3%(一种极端不可能的情形),人们就会用巴西而不是日本来比照中国,就会怀疑中国将陷入长期低迷,而消极的预期会让企业家减少投资,房产价格崩盘,银行坏帐堆积。
经济学家一般认为:经济增长已经起步的赶超经济,其增长率会高于领先经济。因为赶超经济可以凭借外力——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——来更新自己的生产方式;还有“农民进城”所带来的制造业扩张,和住房、基建需求。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,先进技术的吸收终会饱和,剩余农村劳动力也会枯竭,这时的经济就会以接近领先国家的速度增长。日本,台湾,韩国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。
从高速增长转入低速增长,几乎是每一个赶超经济必然的经历。不出意外,中国的高速增长也会有一个尽头,但尽头何时到来却关系着全球经济的方方面面,人民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根据Penn World Table 8.0(一个综合了世界各国国民核算账户主要信息的数据库),以2005年美元计算,中国在2011年人均GDP在经过物价调整后达到8189美元,是美国当年人均GDP(42140美元)的19.4%。按照这个数据,时至今年(2014年),中国人均GDP应当已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。
横向比较,日本1963年超越美国当年的四分之一,刨除1970年日本数据的调整,后来十年中日本人均GDP增长率8.5%;台湾在1976年超越美国当年的四分之一,后来十年中台湾人均GDP增长率6.1%;韩国1987年超越美国当年的四分之一,后来十年中韩国人均GDP增长率9.0%。如果中国未来十年以这三个地区的平均速率7.8%增长,那么到2024年,中国的人均GDP能超过17000美元,与韩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时水平相当。
从图2来看,日台韩三地人均GDP预期增长率跌破5%,都在超过美国人均GDP一半之后才发生,而中国即使以年均7.8%的速度增长到2024年的17000美元,仍未超越美国的一半。可资比较的是韩国。韩国1997年达到17000美元,五年后的2002年才达到美国的一半,此后十年,年均增长率4.3%。如果中国延续韩国的经历,那么中国在2024年至2034年间经济增长会减缓至5%左右。
日本,台湾和韩国都是少有的幸福故事,选取它们做比较有选择偏误之嫌。很多人会指出,南美诸国,如巴西、阿根廷、智力,都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。巴西人均GDP在1996年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后,陷入衰退低迷,截止2011年,人均GDP回落到美国五分之一的水平;上世纪末,阿根廷突破一万美元关口后,也遭遇连年衰退。未来五年,中国会不会栽倒在这两个拉美国家相似的发展水平上?虽有疑虑,但中国大陆和日本、台湾、韩国地理相近,教育普及程度相似,产业升级轨迹拟合,实证研究也看不到大国在增长上有任何劣势,所以中国更可能走上日台韩的道路,实现与这三个地区相似的甚至更出色的增长轨迹。
二 持续增长的关键:结构变迁
问题是,中国迈过人均一万美元的门槛后,经济增长的减速会在2020年发生,还是2025年发生,还是更晚?如果我们希望更持久的高速增长,我们能做些什么?
日本、台湾和韩国固然具有最大的借鉴价值,但是因为样本量的局限,我们无法回答: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赶超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前景?
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Barry Eichengreen教授,韩国高丽大学的Kwanho Shin教授和亚洲开发银行的高级经济师Donghyun Park在2011年,2013年发表了两篇NBER工作论文。他们使用了世界各国的样本,探索这个重要的问题,并特别指出了对中国的借鉴意义。
他们首先依据三条标准找出每个赶超经济的增长失速点:
1)人均GDP高于一万美元(一万美元以下的增长失速,原理可能不同,对中国借鉴价值有限)
2)过去七年间人均GDP增长率高于3.5%(否则就谈不上是高速增长)
3)后七年的平均增长率比前七年的平均增长率低至少两个百分点(否则就谈不上是“失速”)
比如,台湾在1995年就遭遇了增长失速:1995年人均GDP18421美元;88~94七年间平均增长率5.35%,96~02年间平均增长率2.93%。
通过分析所有赶超经济增长失速时的社会经济状况,三位作者归纳出以下特征:
从二次函数的拟合来看,增长失速最容易发生在17900美元的水平上。
低估汇率的经济体更容易发生增长失速。这反映了通过刺激出口加工业,释放农村劳动力的增长模式,在经济达到较高水平后效果难以再继,需要探寻新的增长方式。
大学、中学毕业生占人口比例越高,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,高速增长越容易持续。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顺利升级到高附加值产业,从而实现可持续高速增长。
消费占GDP比例越高,高速增长更易持续。这反映了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回报渐低,持续增长还依赖内需的拓张。
从这些结果来看,数值增长的背后,不仅有大势所趋,更需要结构变化的驱动。而结构变化意味着摆脱熟悉的旧方法,意味着探索未知的新领域。比如,三位研究者还发现,制造业就业人口达到总人口的23%时,最容易发生增长失速。按照三位研究者的预计,中国制造业人口比例已达到23%,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濒于饱和,城市新增人口带来的住房、基建需求慢慢下降。未来十年的新增长越来越依靠对国内消费需求的挖掘,以及企业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。